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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在中国基层治理情境中理解社区微信公众号这一社区媒介，探究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具有怎样的特征，社区公众号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由此体现出中国社区媒介的何种特点？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区媒介研究主要呈现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集中于2010-2015年间，当时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已历经十余年，正处于商品房小区各类住房问题频出的时候，再加上互联网兴起，许多居民开始通过小区业主论坛、微信群等媒介进行维权并热情参加到社区治理中，“赋权”[1]“动员”[2]成为这一时期社区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第二个高潮始于2020年新冠疫情，疫情肆虐和人员流动限制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提升了社区对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社区微信群、社区团购平台等媒介使得小区内原先互不相识的居民建立联系并发展互助行为[3]，社区媒介构成了特殊情境下的“社会基础设施”[4]。
在这些研究中，赋权、动员、连接与互助构成理解社区媒介的主要视角，这沿袭着西方社区媒介研究的主要理论脉络。社区媒介概念源于西方，是另类媒介的主要类型之一，最重要的包含社区广播、社区报、社区电台等，用来对抗主流传播媒介或填补主流媒介的空白，以实现传播的民主化[5]。在这一视角下，社区报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区发展[6]，报道并服务社区边缘群体[7]，并能够在面临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情境中促进社区回到正常状态运行能力[8]。因此，基于此视角的研究者认为社区媒介可以赋予社区居民媒介近用权，促使他们参与社区事务协商，以此来打破居委会的行政化[9]。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类型的社区媒介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构成了中国社区媒介形态的一部分，是实现居民社区参与、社区协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媒介。但此外，居民与社区管理者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也不能将“社区行政化”简单“问题化”，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0]。并且，中国社区和街道的概念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是作为基层治理单元和基层政府派出机构而存在。这一制度性特点也使中国社区媒介拥有和西方社区媒介不同的特点，在行政化体系中由街道或社区官方主导建设与运营的社区媒介成为中国社区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理解中国社区媒介不能局限于对社区微信群等参与式媒介的考察，还需要在基层治理情境中看到中国社区媒介的多重形态与独特性[11]。
其中，社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是社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既有研究中经常被忽视，或将其简单理解为官方宣传工具。不同于许多社区微信群由居民自发建设，社区微信公众号的建设是在“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层次地融合”[12]的政策背景下进行的，社区公众号成为每个社区的“标配”。因此，社区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一社区媒介从诞生之初就带有较强的行政性，其“中心化”的媒介形态契合了我国政府的传统治理结构，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向居民进行传播，而弱化互动功能。与此同时，在社区这一大众传播缺席的“传播灰色地带”[13]，社区官方微信公众号不仅构成居民了解本社区、街道及附近环境必不可少的渠道，也是其认知社区治理与基层政府的重要媒介，进而影响其对国家治理的态度。
因此，本研究试图在中国基层治理情境中理解社区微信公众号这一社区媒介，探究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具有怎样的特征，社区公众号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由此体现出中国社区媒介的何种特点？黄宗智指出，中国实践科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从悖论中发现研究问题[14]。通过对基层治理情境中的社区公众号进行考察，能够丰富学界对中国社区媒介的认知，并能更进一步推进媒介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
中国社区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始于2014年前后，与社区报、社区微信群、业主论坛等共同组成社区媒介系统。目前，一部分社区考虑到为基层减负和财政负担已停止运营社区公众号，公众号统一并入街道进行运营和管理。在中国基层行政体系中，街道属于基层政府派出单位，而社区被划归街道管辖，街道公众号的内容和社区具有紧密关联，其内容生产不仅围绕社区进行，而且绝大部分稿件都来源于社区，可以将其视为社区微信公众号的整合形式。因此，本研究综合这两类公众号做多元化的分析，一类是由社区创办并运营的社区微信公众号，另一类是并入街道运营管理的微信公众号，为了表述方便，以下统称为“社区公众号”。
具体而言，对于第一类社区公众号，本研究选取内陆城市合肥市A社区公众号为研究对象，该公众号由社区工作人员运营管理。A社区于2015年5月正式挂牌成立，辖区总面积11.8平方千米，下辖10个居民区33个小区，非流动人口10余万人。辖区内既有两个超大型回迁小区，也包含几个高档商品房小区，人员构成较为复杂，聚集密度高。A社区微信公众号成立于2015年，目前公众号关注人数达6万多，超过居民人口总数的一半。
对于第二类社区公众号，则选取北京市B街道公众号、北京市C街道公众号为研究对象。当前我国政府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管理模式，街道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而又缺少行政人员，因此这两个公众号均由S公司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进行运营管理。B街道总面积15平方千米，下辖21个社区，街道总人口6.8万余人。辖区内有不少老旧小区，还包括部分保障性住房小区，老龄人口较多。B街道社区公众号关注人数为8000余人。C街道总面积1.3平方千米，下辖9个社区，总人口2.8万余人，属于北京历史街区之一。C街道社区公众号关注人数超过1.6万。B街道和C街道的社区公众号均由第三方S公司派出融媒体记者及主编进行日常运营和管理。S公司总部在北京，是国内早期探索创办社区报的专业机构之一，目前为北京市多家街道提供政府购买服务，服务内容有社区公众号运营、宣传片拍摄、党建活动设计创意等。
本研究主要是采用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者对合肥市A社区、北京市B街道和C街道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时间为2023年5月至12月、2024年9月至11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于各社区举办的各类活动，例如社区公益电影放映、老年大学汇报演出、老年人茶话会等，研究者以志愿者和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参与式观察，在观察之后撰写田野笔记，并和后续公众号的推文作对比和印证；其次，对社区宣传部工作人员、社区公众号运营人员、居民进行深度访谈，了解社区公众号以及其他社区媒介的运营情况和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对文本材料来分析，包括公众号推文文本材料、S公司新闻采编工作指导文件、S公司新闻工作微信群聊内容等。
社区公众号的建立是在社区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之下进行的。2015年前后，建设“两微一端”成为政务新媒体建设的主要举措，基层社区也不例外。2017年，《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运用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社区公众号作为微信新媒体，开始被运用于社区治理过程中，成为社区媒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调研发现，社区公众号内容的价值定位可以分为两方面，社区公众号运营人员W在访谈中将其概括为“领导看了满意，居民看了满意”。“领导看了满意”指社区公众号作为“本地第一官媒”，符合社区和街道分管领导及上级政府（如区政府）所制定的宣传要求；“居民看了满意”指一方面满足居民对社区生活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帮助居民了解社区及街道的工作内容，即“与我相关的政府行动、影响生活的便利信息”。这种价值定位源于双向负责的社区逻辑[15]，即从宪法所规定的地位和属性来说，社区居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需要争取群众满意；而从行政视角来看，社区是“条”的逻辑下科层体系外的政务承接者，“块”的逻辑下的政绩共同体，还需要争取政府满意[16]。
这一特点在社区公众号的内容主题分类中也凸显出来。通过对A社区微信公众号2023年一整年所发布的微信推文进行统计，得到样本654条。逐条阅读这654条微信推文，并根据主题分类对其进行文本编码，共得到13个子条目，再通过进一步分析将这13个子条目归纳为党务政务、行政工作和新闻消息三个主条目（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社区公众号的内容主题呈现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有着传统社区媒介如宣传栏、社区报等发布社区消息的主要特点，发布各类与社区生活相关的新闻消息、提醒类信息，成为居民了解社区、街道及周边环境的窗口；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号的内容还具有鲜明的宣传性和行政性特征，即不仅需要面向居民传达街道及上级政府有关社区生活及相关方面的政策信息、做好宣传工作，而且社区公众号本身成为社区及街道工作的“电子档案”[17]，是行政工作留痕的重要部分。
还需指出，社区公众号的价值定位和内容主题还受地区、分管领导等具体因素的影响。例如，B街道社区公众号的分管领导甲更看重公众号推文的新闻性和信息性，强调公众号以日更7条的方式简单呈现社区信息和社区工作内容。而分管领导甲调任至其他岗位后，新上任的分管领导乙则更看重公众号推文整体的宣传性和工作性，强调将多篇社区新闻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推送，而数量上则减少到日更4条左右。
西方社区媒介以公众生产内容为主要特征之一，而国内社区公众号的内容主要由社区官方进行生产，且生产流程紧紧围绕着社区的行政事务。社区公众号的推文主要分为原创稿件和转发稿件两个部分，公众号运营人员即S公司的融媒体记者主要负责原创稿件的收集，而主编负责转发稿件的收集。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S公司原则上不能生产文字内容，只负责稿件收集和微信公众号的编辑、校对、排版工作。文字内容的生产属于宣传科的工作内容，由街道部门、社区居民和楼宇的宣传员提供。但有些时候不可避免需要S公司融媒体记者自己生产文字内容。
如图1所示，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流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稿件收集阶段，围绕街道及下辖社区和楼宇所开展的会议、活动等具体行政工作进行。并且，在会议或活动开始之前，该项行政工作负责人通常会提前联系公众号运营人员去现场拍摄照片，作为之后的稿件素材。除了照片素材准备之外，运营人员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收集社区稿件。第一种途径最为常见，由各科室、社区和楼宇的宣传员主动在街道新闻工作微信群里提供稿件，运营人员在微信群里及时查看消息并收取稿件即可，这部分稿件占原创稿件来源的绝大部分；如果街道有些部门行政工作比较忙碌，没有及时在微信群中提供稿件，运营人员便主动联系该部门宣传员索要稿件，这属于第二种途径；而第三种途径是，街道宣传部需要策划某主题推文，需要运营人员自行前往社区或楼宇自采新闻素材、完成稿件写作。
第二阶段是编辑排版阶段，运营人员将收集来的稿件按照街道宣传工作要求进行文字编辑、公众号排版。由于街道各部门、社区及楼宇的宣传员通常身兼数职，提供宣传稿件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稿件质量参差不齐。运营人员需要在多份稿件中挑选合适的部分稿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并挑选合适、美观的公众号排版主题进行排版。
最后是审核校对阶段，遵循传统新闻工作的“三审三校”原则，首先由主编审核，其次由宣传科审核，最后由分管领导审核。审核要求较为基础，主要是确保政治表达合适、符合基本宣传要求，以及无错别字、图片适当、排版美观等。
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围绕街道和社区事务形成了行政性的时间属性。首先，公众号的更新频率与所在街道的宣传需求及财政支持力度密切相关。例如，A社区公众号的更新频率基本是2至3天一次，而B街道拥有更大的宣传需求和更多的财政支持，能够购买S公司的第三方服务以实现每日更新。其次，公众号的内容生产主要按街道和社区某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会议议程、活动举办等行政时间节奏进行，辅之以季节、节日、节气等自然时间节奏。在S公司“中央厨房每月菜单”中，也可以看到对行政工作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强调：
每年7月，总结盘点上半年工作。抓住时间节点，放大工作亮点，做好成就报道。11月，接诉即办、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及民生实事的推进和检阅、2024年工作总结及2025年工作思路等是街道的重点工作，各编辑部可根据相应情况进行策划报道和梳理盘点。
对于节假日和纪念日，要做细致的筛选，和当下形势和情绪、当前工作或本地有关联的优先，十年及其倍数的节庆假日侧重。“洋节”暂不关注。中国历法全年24个节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节点和由头。
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除了形成一种具有行政性的时间性特征，还构建出行政性的空间特征。一方面，在空间上，社区公众号围绕街道所辖社区和楼宇形成了一种具有行政性的地方性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公众号的内容生产不断强化以行政区划为特色的地方标签。在推文标题中会突出街道及社区、楼宇或小区的名称，或@×××等，例如在A社区微信公众号2023年一整年所发布的推文的标题中，有23%的推文提及了A社区名称；并且，标题含有A社区或社区所在行政区等具有“地方”线%，平均浏览量比样本整体平均浏览量高出52%，比没有“地方”话语标签的内容的平均浏览量高出112%。有研究者认为，社区媒介能够重构个体与地点之间的位置实践，构建“空间”到“地方”的回归[18]。但需要注意的是，社区公众号所构建的地方性更多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地方性，这与段义孚等学者所分析的地方性存在一定距离。
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号行政性的空间性特征还表现在与其他主流媒体（被称为“外媒”）的关系上。首先，转发外媒内容是社区公众号的内容来源之一，构成公众号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在2024年前三季度，C街道社区公众号发布的997条推文中，原创及二次编辑的推文共503条，占50.45%，而转发内容共494条，占49.55%，构成内容来源的一半。而无论是合肥市的A社区，还是北京市的B街道和C街道，对转发媒体的挑选首要是本地省市级媒体及其融媒体平台，例如合肥市的合肥晚报、安徽交通广播、新安晚报，北京市的“北京发布”、北京日报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主流媒体也是转发内容的来源。占比较高的转发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工作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转发内容的浏览量较少，有时浏览量甚至是个位数，这表明很大程度上这部分内容已经被其他媒介替代传播，社区媒介在传播这部分内容时并没有显著优势。
此外，被外媒转发是衡量公众号宣传效果的重要指标，也是S公司对融媒体记者及主编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但在被转发层面，被中央级主流媒体转发则优于被省市级、区级媒体转发。例如，S公司对C街道社区公众号的宣传总结报告中写道：“此外，本年度街道重点工作报道引起外媒关注并宣传，人民网、央广网等央级媒体宣传报道50余条，市级媒体宣传报道80余条，区级媒体宣传报道60余条，反响较好。其中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实施民电收费标准等重点工作报道，外媒采用率较高。”这体现出社区公众号在作为社区媒介坚守地方性的同时，也作为街道和社区的外宣平台而追求基层治理行政工作获得更广层面的可见性。
信息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机制[19]。信息政治学强调信息是治理的基础，治理系统依赖于信息流动。其中，不仅国家采集和加工社会发展的信息，社会也搜索国家及其活动的信息，描画人们所看到或理解的国家，增进对于国家治理的认知和参与[20]，形成了双向清晰化的交互作用过程。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媒介能够促使模糊的社区及相关治理工作清晰化，增进人们对基层治理、国家治理的认知。
既有对社区媒介的研究多强调其互动性，包括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居民与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等，认为互动可以促进社区认同及参与，有利于完善社区治理[21]。从这一视角来看，社区公众号的互动性较弱，基本只局限于居民在留言区和公众号后台的少量留言互动。“居民偶尔会在后台留言，或者在文章下面留言，询问关于社区活动信息或者社区某些服务的办理事宜，一般一周会有3—5条这样的信息，我们也会负责回复。还有少量的时候是表扬我们街道和社区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运营人员F）。而陈福平在对社区新媒体做多元化的分析时则指出，由于社区工作的行政化和组织资源不足，使社区媒体遵循了层级化的内容生产逻辑，结果是新媒体技术的多元功能逐渐“收缩”为信息发布的单一功能[22]。本研究发现，社区公众号确实遵循了层级化的内容生产逻辑，但并不是被动收缩为信息发布的单一功能，而是其中心化、自上而下的媒介形态契合了垂直的社区行政体系，媒介特征与行政体系的互构最终使其表现为社区官方信息媒体，而其在社区治理中则呈现使社区工作清晰化的功能。
一方面，社区公众号提供有关社区生活的便民服务信息，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信息需求的同时，建立起对所在社区和街道的认知。如上文所述，社区公众号的大部分信息都聚焦于行政辖区范围，主要面向本地街道和社区的居民。在S公司的内容运营管理中，也特别强调公众号内容的“地理、心理上的贴近性与实用便民信息的服务性”。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号的媒介内容呈现构成社区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发布社区治理的日常工作内容，增加街道及社区工作的可见性，为其治理活动奠定信息基础。例如，A社区公众号每周都会发布城市管理工作周报、“六情”①工作周报，每月则会发布社工站每月活动简报、社区会议报告，每年还会发布社区年度事件回顾等。从公众号内容来源来看，社区公众号还会标明内容来源，如城市管理部、社区建设部、平安建设部、党群工作部等多个社区工作部门。这些社区工作报告和社区工作部门的情况有利于居民了解其所在社区的大致架构情况，完善居民对社区工作及社区治理的认知。
社区公众号还成为政民沟通体系的前端信息媒介，提前对复杂治理工作进行解释和说明。近年来，建立多样化的政民沟通渠道是政府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治理方式转型。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单元，既是政民沟通的起点，也是解决民众诉求的最终落脚点。例如，就当前许多城市推行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而言，人们反映的问题最终也会反馈工单到街道和社区。这一治理方式创新也导致回应性悖论问题即平台越是高效、低门槛，群众诉求越发涌入非常规平台，对常规治理渠道的使用则会减少，还诱发大量无理诉求的攀升及其识别困境[23]。因此，社区公众号作为前端信息媒介，能够提前发布社区治理工作的相关内容，帮助居民建立对复杂治理工作的认知，从而减少诸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非常规政民沟通渠道的负担。“公众号等于是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补充，我们街道和社区的工作提前在公众号上面发布了，告诉大家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这样居民就会了解更多，而不是碰上所有事情都直接去打12345了”（运营人员W）。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进行说明。B街道N小区为保障性住房小区，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导致停车资源严重不足，并且由于缺乏停车管理，外来车辆挤占小区居民停车空间，加剧停车难题，一部分业主向街道提议解决停车问题。然而，B街道在对小区停车位进行收费并在小区外增设部分停车资源后，引发小区内另一部分居民的不满。这部分居民通过12345接诉即办平台向上投诉，反映原本免费的停车资源突然收费、收费标准、增设停车资源占用原本广场空间等问题，而且还通过创办小区公众号、发表抖音视频等方式进一步表达诉求。面对舆论压力，街道领导随即召开会议进行协商解决，并要求宣传部发布推文进行宣传，回答居民关于停车管理的疑问，该篇推文阅读量达1945。“在最终总结的时候，区领导就指出首先是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的原因，在前期街道和社区没有就停车管理新举措进行多媒介、多方面和多渠道的宣传”（运营人员W）。可见，通过社区公众号等社区媒介对社区治理工作进行充分解释和说明，能够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对该项治理工作的了解，从而减少因信息缺失、信息模糊而造成的治理阻力。
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社区公众号还转译了传统的治理话语体系，将原本严肃、宏大、呆板的官方治理话语，转化为更具贴近性、亲和力和传播力的新型话语形态。通过重构话语表达方式，社区公众号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既保持了治理话语的权威性，又增强了其亲和力和传播力。这种创新性的转译策略，不仅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的可能。
首先，在语言风格层面，社区公众号打破了传统政策文本的刻板印象，采用网络化的表达方式重构话语体系。通过运用口语化表达、网络热词等通俗语言元素，以及视觉化的排版设计（如增大字号、颜色标注、间断性断句等），社区公众号成功实现了治理话语的“软化”和“活化”。这种话语转译策略不仅降低了居民的理解成本，也增强了信息的传播效果。
其次，在叙事策略上，社区公众号通过微观叙事重构治理话语的表达方式。不同于传统治理话语的宏大叙事，社区公众号更倾向于从具体事例、生活细节和个体故事切入，采用“起因—经过—高潮—解决”的线性叙事框架。这种叙事转向使治理议题更加贴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实现了治理话语的去权威化、生活化。通过将抽象的治理理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生活事件，社区公众号成功构建了一种更具亲和力的话语表达体系。
最后，在功能定位层面，社区公众号通过实用导向的内容生产，实现了治理话语的服务性转译。这种转译体现在对便民服务信息的系统整合和操作指南的详细说明上，如医保缴费、身份证办理等具体事项的操作指引。这种实用性的内容不仅满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也使治理话语从“说教式”向“服务式”转变，增强了话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区层面，通过社区媒介进行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近年来，社区媒介的治理功能也开始被学界重视，“深入开掘信息传播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24]成为学者讨论的话题，连接、互动、共治被认为是基层社会媒介治理的主要功能和目标。既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基于社交媒介的社区媒介，如当前活跃的社区微信群、QQ群和21世纪初流行的小区业主论坛等，它们以互动性为主要特征，旨在通过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实现“去中心化”的权力格局。从本质上来说，这一类社区媒介更多是社交媒介的“社区化”或“小区化”，是社交媒介在民众中的广泛应用而形成的具有市场自发性的基层传播样态，容易出现缺乏权威信息引导、碎片化信息泛滥的问题[25]。
本研究关注社区公众号这一在既往研究中通常被忽视的社区媒介。研究发现，社区公众号的内容生产被纳入行政体系之中，具有服务居民与服务政府宣传的双重价值定位，并呈现行政化的时间和空间特征。社区公众号促使模糊的社区及相关治理工作清晰化，作为治理的前端媒介增进人们对基层治理、国家治理的认知，将严肃、宏大的官方治理话语转译为更具贴近性、亲和力和传播力的新型话语形态。
更进一步地说，社区公众号、社区报及当下正在建设发展的智慧社区平台，构成中国社区媒介的另一类型，对这一类媒介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媒介与基层治理的关系。社区媒介作为舶来品，作为为社区成员争取话语权、谋利益的“另类媒体”而存在。西方社区媒介的运作和组织管理由社区成员负责，以服务社区成员为主要目标。在内容导向上以表达政治立场和文化多样性为特点，目的是填补主流媒体的报道空白，满足少数群体的需要。它建立在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上，是传播民主化浪潮的表现。而以社区公众号为代表的中国社区媒介的运作和组织管理以社区居委会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营，资金来源于政府补贴，以社区居民和政府行政为服务对象，内容上强调社区贴近性和服务性。在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上，向主流媒体看齐，一方面筛选并转发主流媒体的内容，另一方面以被主流媒体转发为目标之一。它基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以媒介治理为主要的传播理念。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以新闻传播为核心的社会信息传播体系与以政务信息传播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将达成治理即传播、传播即治理的一体同构状态”[26]，媒介治理上升为国家总体治理下的内嵌治理。将视野置于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则表现为基于社区媒介的社区传播具备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先天优势[27]，能够助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格局。因此，中国社区媒介并不具有“另类”标签，相反，社区媒介作为国家治理的触角嵌入基层社会中，实现媒介治理功能的“社区化”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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